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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又见黄河岸边果实累累，我又一次来到伊盟农牧学校。

农牧学校变了。

农牧学校变在其外：绿的叶，绿的草，五颜六色的花，挺拔的白杨，昔日校园内上千亩黄沙土丘早已被绿色尽染，一座座偌大的苗圃、树木园、葡萄园、果园、蔬菜、大棚、养殖场将校园占满，如果大门口不是挂着“农牧学校”的牌子，还真以为进了一座大花园呢。

农牧学校变在其内：用校长王景涛的话说，一切事物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行为和决策。是啊！农牧学校人正在唤起所有久藏在身上的精神和智能储备以提高自身素质，这大概就是在我几年以后重新走进这所学校，总能从新建的两栋教学大楼、实验大楼一流的实验室及取得的教学成果、农牧业科技研究实用成果的统计数字中，捕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魅力的真正原因吧。

请看,从1996年以来，仅四年时间，就由当时500名学生发展到今年的3000多名。

学校在农、牧、林三个专业的基础上发展到现在的二十四个专业。

校办产业迅速壮大，由1996年创收利润15万元增长到2000年的120多万元，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学校由全区农业中专办学条件最差的一跃成为全自治区第一名，学生的实验课堂和实践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自治区一流。

这一切成果，离不开这个学校的带头人王景涛校长。

1986年他带领12名教职工承包了学校实习基地建设，除不领工资外每年还给学校创收8千元。面对着这片800亩一个接一个的沙丘，王景涛在完成防风固沙的同时，用2年时间将800多亩沙丘规划成农田区、丰产林区、苗圃区、果园区、树木区、葡萄区六大类。

他带领12名教职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荒漠展开了顽强搏斗。记得一天中午，别的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吃午饭去了，他却躺在沙滩上呼呼地睡着了。下午出工后，人们看见满身沾满沙子仍在沉睡的他，深深为之感动，发自内心地说“有这样的带头人，再苦再累我们也没的说”。

三年的风风雨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酸甜苦辣，大自然以丰厚的回报呈现在王景涛和他的同事面前：昔日的800亩荒沙，如今已被绿色尽染。一片接一片的葡萄园、果园、苗圃、树木园、农田、丰产林构成了一眼望不尽的绿州，把整个学校和实验基地妆扮得分外妖娆。仅在那座偌大的树木园内就种植了多达97个树种，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品种最多的树木园。不仅学生实习不用去外地，就连内蒙林学院的学生实习也要来他们这里。不仅如此，这800亩荒沙的开发为国家和学校创造有形资产达400多万元。

活出一份壮美人生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1982年，他四岁的独生子患上了糖尿病。而且北京医院糖尿病专家给他独生子做了不可治愈的结论。他一下子被击懵了。不久，他独生子便下肢瘫痪。当教师的妻子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患上了精神病不能料理家务，更不能与人交流。这对王景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双重的打击不仅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更使他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

恶梦醒来是早晨。他把巨大的痛苦埋在心底。在家里，他又当爹又当妈，他必须比别的男人多付出几倍的力气、几倍的辛劳、几倍的吃苦和几倍的承受能力。每年需负担独生子保守治疗的医药费就达4-5万元。他卖过花生米，后来又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承包了附近村子里30亩土地，种植城市绿色树种。为此，只要学校周日没有会议，他就象普通农民一样，睛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奔波在土地上。

是的，王景涛很需要钱，但是他认为钱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花得才坦然，才心安理得。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在近几年学校大型基建中，将工程承包队送给他的十几万元回扣全部交公。

就是这样，在“公”与“私”的十字路口，他始终保持清正廉洁。1996年王景涛被任命校长之后，更是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在他的日程表上，从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这一年，对王景涛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一年，由于诸多因素，当时学校困难重重，大有倒闭之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出任一把手，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干了就不能留退路，他要把困难变成一种精神财富，给生命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经过他和校领导班子的反复讨论、酝酿，学校的发展蓝图绘制出来了：五年后要建成花园式的学校；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改革教育，培养实用型、创业型的技术人才；扩大办学规模与国内外交流；三年建成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

踏平坎坷成大道

正当王景涛带领全校师生奋力涂抹这幅壮美的蓝图时，不曾想到，1996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学校80%的房屋震裂，使得学校顿时陷入一片“萧瑟秋风”的破败景象。

严酷的环境和不懈的探索催化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成熟。王景涛一边通过自力更生发展校办产业，一边同其他领导成员上跑林业部、自治区农牧口，下跑盟里求援，甚至连全盟8个旗市也都上门陈述了学校面临的困难。

张口要钱，这难度太大了。他有过被鼓励、被援助的感动，也有过被敷衍、被拒绝的尴尬。难忘的是一个夏日的薄幕，还是为经费，他被人家像训斥叫化子一样奚落一番。他怔怔地望着洒满浑身上下的尘土，忍了忍，让泪水装进肚子里。

一次、两次、三次……，王景涛办好农牧学校的坚定信念打动了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多则上百万，少则几百元，再加上自筹的200万元，共筹措到资金400万元。用这笔款项，他们先将学校通往镇区的泥泞道路改为黑色路面，解决了学校的出路问题。接着又建起了4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维修了学生第一食堂，装备了加工实验室和微机室。

之后，他们便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由原来的二十几栋平房发展成具有九栋大楼，总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

采访中我惊喜的看到：

园艺专业经营的70亩果园、20亩保护地蔬菜、40亩葡萄园，经营的苗木、种子、农药、化肥以及各式加工产品早已硕果累累；林学、园艺专业同达旗电厂、东胜煤田绿化公司结合，对外承担绿化、美化任务，并在王景涛主持下完成了列入国家科委项目的东煤复垦工程，年产值平均在100万元以上。

食品加工业方面，现有糕点、面包、饮料、罐头、乳制品等5个实验室、近20个产品全部上市销售，并以其质量上乘、价格合理的优势，在本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市场。

畜牧专业方面，校方投资与职工集资建成造价100万元的科技示范种猪场。

明天的乐章会更美

王景涛任校长仅三年多时间，“伊盟农牧学校”这个陌生的名字，渐渐引起盟内外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了。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先后有2000多人和300多个单位来这里参观学习。

一位盟委领导说：“我在伊盟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校长。他使教学、育人和为两个文明服务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他的教育实践已经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和序列化的境界。”

国家机关工委一位负责人讲：“我走了好多地方，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学校，一座在沙漠上建起来的学校”。

世界治沙专家，中国友人远山正瑛先生在参观了这所学校后说：“我来中国后发现了两个好地方：一个是座落在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另一个就是这座沙漠边缘上的伊盟农牧学校“。远山认为，日本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这样艰苦，一是绿化环境，二是办学模式。他要把农牧学校介绍给日本的农业中专，并且建议结成友好学校。此外，远山先生在一次机会中，将这所学校介绍给了江泽民主席，江泽民说：“我有机会要去那里看看”。

这样高的评价，这样高的荣誉是难以企及的。然而采访中，我在王景涛温厚而直率的目光里，却读不到一丝优越感—仿佛那么多荣誉都与他无关似的。

那是1997年的一天，他正在办公室工作，忽然一下子昏倒了，老师们急忙将他送到医院。经仔细检查，他患的是脑梗，需住院治疗，可他只住了一星期，说什么也不住了。临走前，大夫向他提出忠告：“自己一定要注意保养，减少急躁，工作压力不能大，还要注意饮食”。王景涛对着好心的大夫无奈地笑了笑，他心里很清楚，这几条忠告他很难做到。

为逐步实现培养目标，伊盟农牧学校与广州联系，已派出63名学生到英吉利养殖公司学习饲养鸵鸟。

由于伊盟农牧学校在近几年教育改革中成绩卓著，1999年7月12日王景涛参加了国家农业部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中专校长会议”，参加会议的160多名校长中指定8名代表作大会发言，时间规定20分钟。王景涛是代表之一，而且破例给他延长10分钟发言时间。当他讲到自己的家庭遭到巨大不幸而他仍却义无反顾地为事业拼搏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会议后三天，在世博会大酒店和法国召开了农业教育研讨会，王景涛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

不信春风唤不回

“欲立强于天下者，无如得人”。基于这种认识，王景涛广泛吸收、接纳、招聘人才。对新来的青年教师，想方设法一批批送到名牌院校进修深造，另一方面积极改善工作、生活、居住环境，使广大教职工既有优越的办公、教学、试验条件，又有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家属楼居住。可记者采访时发现，王校长仍然住在破旧的平房里。王景涛告诉记者：“等教师们都住进新楼房以后，我最后再搬也不晚”。

老师们不会忘记，1995年秋天，为给学校创收，王景涛曾和一位任副校长的苏占海到山东、广州、西安、常州等地联系卖土豆，当时火车里人多的没有站脚的地方。苏占海建议买个高价卧铺，但遭到王景涛拒绝，他舍不得多花学校一分钱。无奈两人只好从包头一直站到大同，七、八个小时里喝不上水，动不了身。就这样，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日夜兼程，一路方便面，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推销出几十万斤土豆。

谁能想到，象他这样的家庭，给多少遇到困难的教职工和贫困学生捐了一次又一次款，帮了一回又一回忙。这些，教职工们谁也说不清，就连王景涛自己也说不清。

伊盟农牧学校踏着时代共进的脚步，越来越显示出他强大的生命力。不仅王景涛多次被旗、盟、自治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而且学校接连被评为旗、盟、自治区标兵文明单位。难怪教育厅、农业厅的领导讲：“伊盟农牧学校近三年的发展速度，是内蒙教育界建国以来从未出现的一个奇迹”。令人欣喜的是，1999年6月进入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的行列。同年又被自治区政府评为教育先进集体。

看着这位在事业上不断进步的人，我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最大的乐趣和苦恼是什么？”没想到他沉默了几分钟，继而泪水缓缓流了下来，他哽咽地对我说：“我最大的乐趣是劳动了一天，回到家和瘫痪而非常懂事的儿子拉拉话，交流思想和感情；最大的苦恼是看到儿子的病情越来越重，我真不敢想象，有一天独生子离去，我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了……”过了一会儿，他泣不成声地告诉记者“去年儿子病危，我找了好多大夫抢救。孩子醒来后说：‘爸爸，我不行了，死后不要火化，也不要埋，等你以后去世了跟你放在一起，你不要离开我……’”，王景涛回忆说：“一次，儿子病重住院，我当时正出差不在，病情好点时，孩子对一位老师说：‘阿姨，我又好些了。我爸爸出差不在我身边，可我理解他，他是为了工作呀’”。

听着王景涛感人肺腑的诉说，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想象得出父子二人是怎样流着泪，洒着汗，淌着血，在长满荆棘的路上走过来的。我不能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不能不惊异他的承受力。他用奉献和理想铸就了比高原更博大，比高山更高洁的时代精神。“奉献”两个字在这里更显出份量，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