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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部开发的战略任务农业高职教育需要重视的问题
农业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2002年
10月11日举行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指出：西部开发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加强职业培训，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这些要求都与农业教育有关，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在西部大开发这项伟大工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是整个农业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好作用，还需要重视并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培养目标重点的选择问题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基本的培养目标自然是农业技术应用型人才，它是一个较宽泛的人才群体，包括从事农业系统的经营、管理、技术、服务等各种职业领域的人才。农业的概念也不仅仅指种植业和养殖业系统，而包括了“产前、产中、产后”的大产业链。这些观点大体上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问题是针对21世纪初中国农业所面临的特殊情况，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具体的培养目标有什么变化，培养重点应该在哪些方面?
近年来，许多单位和有关学者对新情况下的农业职业岗位做了大量调查，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过去针对各级国家机关农业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岗位，随着市场体制的形成和机关职能的转变已大量减少，而与国内外农业市场运作相适应的岗位大量产生并十分紧缺。
在1990年以后的10年，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东部少数地区，由于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土地逐步向农业大户集中，例如浙江绍兴县的农业大户已经经营着全县88％的责任田，户均41亩。但是，总体上说，经营规模不大，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短时间难以改变的现实。而小规模分散的农业经济无法有效地直接进入市场，也无力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广大农村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了既不同于北美，也区别于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农户”的新模式。中央和国务院在2000年的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各类龙头企业组织的建设，龙头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规则动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商人”。此议虽有过于极端之嫌，但从市场运作要求看，商人的作用是主要的。现在，虽然有象内蒙古伊利乳业集团、河南华英鸭集团、新疆德隆集团等一批企业已经在出色地发挥着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作用和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但为数不多，覆盖面有限，关键性问题在于十分缺乏从事这些“龙头企业”和“农业商业”的人才，包括背靠广大农产、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经营管理人员，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过程的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公关人员，营销人员等等。很显然，这些人员的绝大部分都属于技术应用型人才，与农业行政机关、农业推广系统以及农林牧渔场所需的人员相比，数量上更多。因此，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对于这些人才的培养、培训责无旁贷，而且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培养工作的重点。此项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西部农村经济的开发程度，关系到整个西部开发的大局。
顺便谈一个看法：农业本科教育主要部分也应该培养从事技术开发、推广和应用的人才。正如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首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土盖钧镒指出：“农业科学主要为应用性科学。”他主张本科教育和硕士学位均分研究型和应用型两类，他认为农科人才的岗位需求主要是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农业生产管理与行政等应用型岗位。
我国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农林院校50所，办有农林科教育的普通高校共计85所。包括普通高校中的成人教育和成人高校在内，“农学类”本专科招生、在校生和毕业生占全国本专科总数的比例约2.5％左右，其中“农学类”本科占全国本科总数的比例约3.5％左右，因为农业本科在农业本专科总数中的比重特别高，招生、在校生、毕业生分别为47％、57％、49％，比全国本科占本专科总数的比重，分别高出11个、12个和15个百分点。如果不能明确农林类本科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定位在从事应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而主要培养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那必将把我国的农林类本科教育引入歧途，其结果将是我国农林业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不幸。
二、参与农林教育网络建设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必须进行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但是仅仅技术创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20～30％。造成这种情况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同我国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三足鼎立、相互分割”的体制有关。这同美国的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美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比我们高许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把美国的办法搬过来用。虽然中央一再要求“农、科、教结合”，但执行过程中往往乡镇以下好办，县以上就困难重重了，因为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而不容易协调。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的同时，根据新的形势在体制上有所创新。我们既然一时难以改变上述“三农分割”的局面，那么能否从农业教育体系内部着手，改变各级农业院校各自为战的状况，把各级各类农业和农村的教育机构联成网络，适当分工，协同工作，实现互补互利、提高服务水平的目标?我曾经同不少农口的专家探讨过这个设想，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至少是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
根据2000年教育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分析，全国有普通高等农林院校50所，加上举办有高等农林教育的普通高校约85所。其中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普通高等农林院校(缺乏办有农林类专业的高职院校数据)12所，在校生5.81万人，专任教师5264名；有农业中专118所，在校生12.2万人，专任教师7793名；设在县和县以下农村地区的职业学校1102所，在校生47.52万人，专任教师3.5万名。此外，还有农民技术培训学校12万所，专任教师25.8万名，当年培训学员
1929万人次。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这四类资源联成网络，将是一支多大的力量!仅专任教师就有30余万人，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1+1>2”的系统效益。在目前情况下，往往中职学校和农民技校缺乏新的科技项目，而农业高校有科技成果却缺乏有效的推广渠道，直接面向农民做推广工作效益不高。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同属教育部门管理，应该相对地容易处理各方关系，如果能够联网统筹，就能够取得互补互利、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农林教育网络中，可对农林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等环节以及农林人才的培养、培训方面做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农林教育网络只能按一定的地域范围局部建立，它离不开有关地方政府的重视、支持和统筹协调，因为其中必有许多职能和利益问题需要处理，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还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支持网络的启动和维系。但是我认为高等农业院校首先要放下架子，积极主动地推动这种网络的建立和运行，发挥好网络中的龙头作用。高等农林职业技术院校不仅要当好某个“局域网”的龙头，而且还应该作为研究型农林大学与其他农林类职业技术学校之间的中间力量，发挥好承上启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三、更新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问题
当前农业和林业对从业人员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农林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其原因是农林业的科技含量太低，许多实践已经证明，新科技装备了的农林业，经济效益是并不低下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农林教育的吸引力也不高，原因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是我们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比较陈旧，不足以有效地提高农林业的科技含量。
迅速更新各级农林教育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是社会的客观要求，现实动因是社会的发展和农民要求致富的强烈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课程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滞后于科技进步导致农业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滞后于农林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的扩展；三是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四是滞后于人才观、教育观、课程观的变革。下面我侧重于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而展开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我国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形势问题谈点看法。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在全国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党和国家特别重视降低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评价我国农业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已由效益取代产量。国家要求农业系统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种植、养殖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的深度加工，推进农工贸一体化，大力提高单位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国内市场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涉及的方面很多，潜力很大。仅以城市的新需求为例，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对于农林牧渔类产品的花色品种和产品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对“绿色”水平日趋关注。许多农村地区早已敏感地注意到这种需求，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和先进技术，大规模地进军城市。他们除了满足绿色食品、保健食品、儿童食品等需求之外，主要是花业、草业、林业，并结合园林工程技术，不仅提供花草树木，而且承包专业公园、路边公园和企事业单位公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既能获取较高利润，而且还占领了大量的城市就业岗位，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农业”。
我国加入WTO之后，对我国农业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形成的冲击不仅是我们，也有别人。例如我国的大蒜出口，就曾经迫使美国部分农场减少了大蒜的种植面积，因为同样14公斤重一袋大蒜的批发价，加利福尼亚产的要38美元左右，我国产的只有21美元。我国的农牧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优劣不一。例如我国的粮、棉、油产品目前处于价格不利地位，与此相关的饲料生产也面临严重威胁；我国的牧业产品中，牛、羊、猪肉的价格大幅度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我国的奶制品无论在价格和品质方面都明显不如欧美国家；瓜果产品方面如果重视品种更新，因劳动密集的因素而有利。西部地区在牧业产品和瓜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关键仍然是产品品质要提高，“绿色”指标要合格。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扬我之长，避我之短或补我之短，就能增强西部地区农林牧渔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关键是如何提高产品品质，降低产品的有害物质含量，攻克国际市场上的所谓“绿色壁垒”。
关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增强“绿色”意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无论从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考察，无论从农民利益还是从国家全局利益考虑，无论从眼前利益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都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此外，农业产业链的扩展和农业市场的日益活跃，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市场运作能力，只懂得某种技术已不足以适应未来需要，这种新要求主要反映在：一是要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复合，二是要高度重视非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的培养，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国内外许多经验证明，一个人在市场环境中要获得事业成功，非专业能力的强弱往往是决定性因素。
为确保上述这些目标的实现，我国农业的发展势必伴随着一场具有空前广度和深度的农业科技革命。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如何适应这场革命的需要，是每一所高等农业职业技术院校无可回避的重大命题。最重要、最急迫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根据这些新的需要和当地实际，及时更新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今年部分农业院校生源出入意外地火爆，首先得益于此。同时也说明并不是没有人愿意学农、务农，主要看你给他学什么、务什么。如果要让农民愿意投资农业职业教育，必须让他们知道此项投资可以取得哪些较高的回报。同样道理，要吸引青壮年农民留在农业岗位，也必须让他们看到农业的高效益，并能够让他们学习到如何获得高效益的能力。例如新疆的新源县，近几年已有
300多位农民先后到各种高等学校自费学习农林技术，该县的喀拉布拉乡有6位在外打工的农民到农业院校学习后回乡承包果园，并带动了其他农民，仅此一项全乡年增收入200余万元。
总之，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改革情况，不仅关系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对“三农”的服务水平，而且关系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自身的兴衰成败。
四、进一步活化教学模式问题
农业第一线的专门人才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技术推广、应用、管理、操作人员，二是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第一类人员适用“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但需给予各种继续教育的机会；第二种人员包括我国农村目前尚无务农能力却已经在农业岗位的人员，他们往往是先就业，然后有了接受培训的要求。对于第二类人员的培训和农业系统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一般都不适合采用多年一贯的全日制学习方式，各级职业技术学校须以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活化原有的教学模式，以短期、业余、灵活的方式充分开放学习过程，使各种在职人员能在不失去现有工作、不脱离现任岗位的前提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学习机会。即使面对第二、第三产业也同样如此，否则，良好的动机也未必得到如愿的效果。例如山东青岛市的中等职业学校，从今年开始向当地农民工充分放开，结果到现在为止只有6个农民工人学，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学模式的改革没能及时跟进，使大部分农民工处于工作和学习二者不可兼得的困难境地，最终只能选择工作而舍弃学习。
另外，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也决定了农业教育需要以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方式组织教学，这不仅为了更好地适应学习要求，而且因为“需要什么学什么”而能够取得更有效的学习效果，更加受学习者欢迎。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依据农业教育的这一特点，大力开展对在职人员的短期培训，去年以来仅依托校办产业就举办了各类培训班37期，培训学员5200多人，得到当地政府和农业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
此外，诸如那些从事农业经营管理、农业市场营销等岗位的人员，往往不是具备某种学历就能胜任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基础，需要相应的现场环境的实际锻炼，需要在工作和学习的多次交替中成长，因此短期学习的方式更适合于此类人才的培养。甚至有的学历教育，也不妨根据实际需要设计成若干学习模块，以分阶段学习的方式完成其系统学习的任务。
总之，根据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农业专门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要求我们勇于教育创新，以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的教育教学模式，满足农业系统的各种需要。(作者:杨金土)
摘自《教育与职业》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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